1939年3月初，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用探铲探测地下的情况，突然探铲碰到了坚硬的物体。提起后，发现探铲上带有绿锈，吴希增凭借经验判断地下有文物。那么，吴希增是什么人，有什么来头呢？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从一味中药龙骨上发现了文字，开始一边研究一边大量收购，这便是后来的一大发现甲骨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甲骨文绝大部分出土于安阳小屯村，受到国民政府重视，于1928年组织中央研究院进行发掘，殷商王朝后期都城殷墟浮出水面。
王懿荣
历时数年的殷墟考古，不仅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也影响了周边的群众，距离小屯村不远的武官村村民吴希增也参与到了考古工作中。
但1937年小日本侵华，殷墟考古工作被迫暂停。回到武官村的吴希增修复祖坟取土时，发现不同寻常的土质，此后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这样的“寻宝”，在安阳很常见，当时老百姓日子相当难过，受附近小屯村的启发，吴希增一伙也期望能靠挖点什么致富，改善生活。吴希增发现情况后，马上找到了堂弟吴培文商议。考虑到此时安阳已在小日本的控制之下，当晚吴培文一伙决定摸黑挖掘。
吴培文
哇塞！忙活了一宿，发现原来是个大家伙啊！是青铜鼎，但天也快亮了，只得用柴草掩盖。
次日晚，吴培文召集更多的村民，带上3根粗圆木支在洞口，架上浇水的辘轳，充当滑轮使用。众人将青铜鼎提升一点，底下的人就往下面垫土，如此循环往复，又忙活了一宿，还是没能将大家伙拉出地面。该来的都来了，第三天晚上，吴培文搬来了“救兵”，拉来了三头牲口，一伙人才将青铜鼎弄出地面。吴培文无暇顾及，迅速找到了当时的大古董商肖寅卿，准备出手，以免夜长梦多；肖寅卿千里迢迢赶往武官村，仔细端详后，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给出了2万大洋的价格（还有说2000的说法），但要求将鼎大卸八块，否则，如此大体量的青铜鼎是运不出去的。
面对天价，吴培文也下了“血本”，买来了3把钢锯，配以德国进口锯条；一伙人一夜，轮番作业，愣是奈何不了“身残志坚”的青铜鼎（出土时少一只鼎耳），一晚上七、八条钢锯都磨平了，只在鼎腿上留下一道划痕。
吴培文一伙不甘心，用几床被子罩在鼎上隔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敲掉了鼎耳，实在担心惊动小日本，只好作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小日本还是知道了消息，前往武官村搜查。所幸老天有眼，吴培文将青铜鼎精心伪装，藏于马厩之下，小日本才未遂;事后，耳与鼎分开存放，而吴培文则背井离乡，逃往了外地。
直到抗战胜利，吴培文才回到家乡，一伙人打算将鼎变卖，招来了县里的陈参议，在其威逼利诱，鼎被弄到了县府大院。
1947年10月，蒋介石60大寿在即，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得知鼎的消息，为了拍马屁，旋而将鼎当作寿礼献给了蒋介石，存放在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撤往台湾之际，原本是要带走青铜鼎的，却因为鼎太重，超过了飞机的负载，只好作罢，还有一种说法说鼎太大，塞不进机舱，无论哪种说法，青铜鼎最终留在了大陆。
这就是国之重器，商代的后母戊鼎，起初，郭沫若将鼎内的铭文理解成祭祀母亲戊，故将鼎命名为司母戊鼎。
此后考古工作者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在王培文的带领下，找到了鼎当年的出土位置，继而挖掘出了一座商代大墓，此墓距离妇好墓不远。
1976年，妇好墓曾出土后母辛鼎，与王培文挖掘的青铜鼎，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为一致，且两者合金成分也一致，由此断定司母戊鼎应该叫后母戊鼎，主人是商王武丁之妻，鼎应该是后世商王祭祀母亲戊所作。
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是商代青铜器发展黄金时代的精品。鼎身四周图案寄予了吉祥的寓意：饕餮是上古嗜吃如命的神兽，寓意丰衣足食；老虎噬人则代表了辟邪之意。
饕餮
以前听说过“文物有灵”，感觉挺玄乎，但了解后母戊鼎跌宕起伏的一生，相信了，其最终的归宿是留在了大陆，为祖国留下历史上某一个片段的同时，也见证了祖国的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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