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礼不能收，汪老先生的礼必须收下。”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收礼是不合符规定的，而汪老先生送的还是一件古董，因此，更没人敢收。
然而邓小平得知汪老先生送“宝瓶”是祝贺共产党喜迎1954年元旦，便“自作主张”地收下了。
“汪老先生”是当时担任重庆商会总会长得汪云松。
他虽然经商几十年，但是他与一般唯利是图的商人不同，他身上有中国文人的风骨，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曾资助很多中国学生赴法留学。
因此，如果不收汪先生的礼，不仅辜负汪先生一心为国的心意，而且也会使得汪先生生气的。这是与汪先生有过交情的邓小平所不想看到的。
汪云松究竟是何人？邓小平与他之间有何渊源？
汪云松送给中央的“宝瓶”经西南博物院古董专家潘必琼鉴定，是清朝乾隆年间御窑烧制的天球尊，通体用宝石浆胎打造，极少见，价值不菲。
汪云松主动送出的古董，不止这一件“宝瓶”。据官方统计，汪云松仅捐献给重庆市文化局的文物就高达377件。
（汪云松先生捐献文物清册）
从捐献的文物清单中可以看出，恐怕也只有极为富贵的家庭，才能拥有如此多的古董。
汪家世代经商，到他这一代，已经积累了不少家产。
汪云松出生于1874年，与其他族人不同，汪云松相较于经商，更喜欢读书，因此他在家人的支持下，通过科考，成为廪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正式步入仕途，并进入到国子监深造。
毕竟是出身富商之家，汪云松除了学习以外，还非常善于社交。他结识了北京城内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甚至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哥溥雪斋（即爱新觉罗·溥伒）结拜为兄弟，并从他们那里买来了大量的古玩字画等。
光绪三十一年，汪云松接受朝廷任命，离开京城到江苏担任知县。
由于他勤政爱民，政绩卓越，很快被提拔为道台，调往吉林任职，先后担任过吉林省政府内的多个职位。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汪云松放弃当官，带着家人和一堆古玩字画回到重庆。
没了工作，没有收入，但是汪云松及其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家经商攒下的家产足以养活家人，甚至还可以拿出一部分钱，干其他事情。
当时，汪云松发现重庆很多医院缺少医生，于是跟李晴湘等人筹办了巴县医学堂。这所学校为中医发展、培养医学人才做出很大贡献，享有“神针”之誉的吴棹仙就曾在此求学。
他管理学堂，帮助父亲和弟弟经营家族生意，但并不仅限于这些。
1919年3月，他与孙中山等人在重庆创办了大中银行，之后，又陆续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分行。
到了20年代，四川各方军阀势力僵持不下，常常发生大混战，民不聊生，商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汪云松就与有识之士一道，积极稳定商业市场。
鉴于汪云松在重庆工商界的影响力，此后不久，他便被推选为重庆总商会会长。
忙于商业活动的同时，汪云松也没有放下自己喜欢收藏古玩字画的爱好。工作之余，他常常躲在书房里研究、欣赏自己买来的一堆“宝贝”。
汪云松不仅有钱，而且也舍得花重金购买，再加上他本人以及家族在重庆政商界的地位，因此吸引了好多古董商主动联络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汪云松成为古董收藏家。
后来，内战以及全面抗战的爆发，民间大量的古董遭到破坏，汪云松家的古董也不例外。
1939年，日本飞机在重庆的上空轮番大轰炸，民房被炸成废墟，汪家两个院子也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
好在汪云松有先见之明，提前把古董搬运到乡下亲戚家寄存。几十年后，这些古董陆陆续续全部都捐献给了国家。
在经商和收藏古董的时候，汪云松也心怀国家，资助了一大批革命人士。而他与邓小平的事情就是这时候发生的。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远在重庆的汪云松深受“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影响，支持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
如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新青年？肯定不能继续局限于国内学堂教授的“之乎者也”，一定要走出去，去西方世界学习。
1919年6月，60名从成都留法勤工俭学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朝天门码头与家人和祖国告别，乘船赶往法国学习。
这个场景感染了很多实业爱国的商人，其中就包括汪云松。两个多月后，在汪云松的带领下，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积极捐赠资金，在时任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的指导下，在重庆夫子祠内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此时，远在在四川广安上中学的邓小平也被新文化运动的这股风吹醒，他向正在重庆工作的父亲邓绍昌表明，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邓绍昌受过新式教育，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建议儿子可以去法国留学。
恰好赶上9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招生。第一期报名的学生非常多，最后通过考试被录取的却只有110名，邓小平是年纪最小的一位。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授课因材施教，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课程包括法文、工业知识、数学等课程，老师讲课以法文为主。
所有学生必须要在一年内精通法文，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工业知识，否则就会失去留学的机会。
邓小平认真学习，积极吸收很多新知识。一年后，包括他在内的83名学生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成功获得赴法资格。
这本应该是一件值得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邓小平那时的家境不怎么好，家里当初为了确保他能来重庆上学，已经变卖了一些家产了。现在要出国留学了，学费更贵，父母无力承担。
汪云松得知这件事后，特意找到邓小平（那时的邓小平还未改名字，叫邓希贤），与他商量，决定资助他300大洋。
1920年8月27日，是邓小平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转折的开始。他和他的同学们在汪云松等人的资助下，登上吉庆号轮船，开启赴法勤工俭学之路。
后来，汪云松回忆这段历史时，他说他当时只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学到新的知识，报效国家，而他没想到，在这些学生中，后来大部分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两人再次相见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负责带领西南地区人民进行剿匪、土地改革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工作。
而汪云松则是积极参与到新中国建设中来，努力向国家证明自己并不是什么资本家。
然而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有一天，他从朋友那里得知从北京来的、身穿解放军军装的人正四处打听他的住处。
汪云松很慌张，他经商几十年，又长期担任重庆市商会总会长，猜测自己肯定已经被共产党定性为资本家。
他决定躲藏起来，由他的儿子以“父亲出游”为由，应付前来打探消息的人。
过几天又有军队干部到家里来，汪云松意识到一直躲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索性出来见见。来者告诉他，是邓小平想见他。在深入细聊之后，汪云松才知道邓小平就是曾经在他创办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里上过学的邓希贤。
面对邓小平的盛情邀请，汪云松却之不恭，但内心还是非常忐忑，因为两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身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有可能会将自己定为资本家，然后打倒。
但汪云松的这些顾虑在见到邓小平的那一刻就消除了。
只见邓小平快速走上前来迎接他，并很恭敬地喊了一声“老师”，这说明邓小平还记得往日的情分。
邓小平首先向汪云松讲述了自己在法国留学期间的经历，接受的新思想，学到的新本领，同时，向汪云松当年慷慨解囊表示感谢。
谈话中，他也向汪云松讲述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共产党，自己在党内的成长经历。
从谈话过程中，邓小平发现汪云松非常忧虑自己是“资本家”，为此，他详细介绍了我党是怎样的政党，并不是把所有经商的人都定性为“资本家”，明确了面对当下特殊情况，我党又专门制定了哪些政策。
经过这次谈话，汪云松感慨邓小平是个重情重义之人，还尊称他一声“老师”，做事也很有主见，报效国家，没有辜负他当年的资助。
另外，汪云松对共产党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召集工商界人士聚在一起开会，向大家传达共产党的具体政策。这也是邓小平希望汪云松做的。
邓小平不主张解放军到达重庆后，利用军事手段把这些商人们召集起来，这样会搞得人心惶惶，不利于社会稳定。
他借着汪云松在重庆工商界的影响力，向让大家友好传递党的政策，便于后续顺利完成城市统战工作。
为了能够进一步稳定重庆工商界人士，争取这些人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不久之后，邓小平还出席了重庆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会上，邓小平向大家详细解读了相关政策，当场解答大家的疑问，获得了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1951年，邓小平向重庆工商界筹募飞机、大炮等军事物资和资金，以支援抗美援朝。得知情况后，大家纷纷响应号召，最后超额完成筹集目标，仅飞机就筹得26架，比原计划还多出6架。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邓小平并没有忘记重庆工商界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在他的推动下，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竣工。
这条在1903年清政府时期规划修建的铁路，始终未能建成，最后在共产党的主导下，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西南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梦想。
铁路建成有利于重庆工商业发展，也加深了大家对共产党的信任。
汪云松受邓小平的邀请，参加了火车通车仪式。他再次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给重庆带来的新面貌，也深刻体会到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
从两人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后，汪云松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师生情，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建设新中国。
当筹备设立重庆文史馆之时，有人向邓小平提议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汪云松。
汪云松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个职位，邓小平则非常坚定地认为他就是名副其实的人选。
1953年，重庆文史馆正式成立后，汪云松招募了好多前清时期的秀才、举人。这些人经历了社会变迁，对历史非常了解，已经80岁的汪云松又带领大家编写了两本《重庆市志略》。
这件事忙完之后，他再次把大家召集起来，收集和整理川剧唱词，为之后川剧的改革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84岁的汪云松自知自己胃癌无药可救，时日不多，他迫切希望再为国家做件事——把自己收藏的300多件文物交给国家。
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汪云松应邓小平的邀请，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宴会。邓小平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引荐汪云松。
这是两人首次见面，但是毛主席对汪云松早有耳闻。他夸赞汪云松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开办汽车运输公司、自来水厂等，感谢他几十年来为重庆工商业做出的贡献。
毛主席也没有忘记汪云松在解放前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还要感谢汪云松为新中国培养了两位副总理”。
一旁的陈毅听到这话，赶紧纠正，“是三个副总理，汪云松曾经也帮助过我，给了我500大洋”。
陈毅的情况与邓小平不太一样。首先，他上的是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没有在汪云松创办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上学。
其次，他并不是在汪云松的资助下留学的。
陈毅于1919年6月赴法留学，在巴黎他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他认识了周恩来、蔡和森等人，与他们一起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1年，陈毅和同学们因组织中国留法学生在爱国运动中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校园，而被法国官方以武装押运的方式遣送回国。
这些学生回国后，经济陷入困境。虽然他们没在汪云松创办的学校里学习，不是汪云松的学生，但是汪云松得知此事后，还是积极为他们筹集了一笔资金，帮助陈毅等人度过眼前难关。
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到的两位副主席，一位是邓小平，另外一位是聂荣臻。
聂荣臻比邓小平大概晚两个月到重庆。他与其他十多名同学原本打算从重庆出发，自费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是由于法国领事馆对他们百般刁难，一直无法拿到签证。
他们学生在找不到解决办法后，只好托人向汪云松寻求帮助。在汪云松的帮助下，这些学生很快拿到了签证，实现去法国留学的目标。
这件事对汪云松而言，也许是举手之劳，但是对那些年轻人而言，是改变命运的大事。
聂荣臻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于1922年，转赴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就读，次年春天加入共产党。他后来回忆这段留学经历，“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参加革命的起点。”
据不完全统计，在汪云松的带领下，重庆商会在1920年至1923年期间，共资助158名学生留学。
赴法留学的热潮还影响到其他省份，在1919年至1921年达到高峰期，全国总共有1600多名，其中，四川有378名，位列全国之首。
留学思潮还唤醒了好多女同学，特别是来自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的潘惠春等10名女学生，她们积极挣脱封建道德束缚，敢于寻求未知的世界，成为重庆妇女运动史上的先行者。
如果说汪云松为国家捐献的那些文物可以估值，那么他对中国的赴法留学生的培养以及他本人对新中国事业的支持则是物价的。
汪云松资助的这些学生，他们接受了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回国后，积极投身到革命中来。
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中国寻找出一条救民于水火的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人在20世纪书写了中华儿女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当家做主和建设新中国的壮丽诗篇。
举报/反馈
